由于中国的许多村落都是单一姓氏是家族，因此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用儒家的齐家来概括。
基于其内容的特殊性，全国人大不可能以修改其内容的方式解决合宪性的疑问，只能通过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合宪的决定。特别行政区宪法论与当下西方理论界所研究的次国家宪法（subnational constitution）[17]有相似之处。
三、基本法律论的逻辑悖论 针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抵触宪法的质疑，内地理论界形成了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基本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本文称之为基本法律论[19]。现代共和制以基本人权为最高原则和根本目标，置重于保障个人自由，形成政党多元竞争的民主制，而古典共和制则强调参与的积极自由。三种理论均存在表现不一的误解和困境，并完全忽视了1982年后我国宪法根本规范的变迁。来源：《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 进入专题：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合宪性推定 。本文试图在检视上述三种理论的基础上，辅之以特别行政区宪法条款的历史回顾，以宪法变迁的视角探寻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合宪性推定的宪法空间。
港澳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亦均在第2条中规定，全国人大授予特别行政区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司法权的规定，第12条规定，港澳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30]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展望未来——彭真副委员长七月十六日谈话发表以后，《今日中国》（中文版）1982年第10期。而如果避开这一问题，强行立法和部署制度调整，结果可能是种下龙种，收获跑蚤。
刑法的结构与视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07. [5]参见：张绍彦。第四，经强戒后复吸人员的治疗由《禁毒法》系统规制，原劳教执行机关继续负责其强制隔离戒毒。所谓审批机关表面上是一个由多部门联合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事实上劳教审批权是由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具体行使，由一个负责侦查犯罪的部门行使劳教决定权，既不能避免把那些被推定有劣迹和再犯可能性的人作为准罪犯送人劳教场所，又完全可能将劳教场所作为深挖犯罪线索的第二看守所，况且公安部门少数几个人就可以执掌剥夺特定对象人身自由长达一至四年的权力，制度的空档本身就很明显。第一，改进和详化所谓轻罪化主张应对当下的问题。
【摘要】劳动教养的强制性质不足以表达教育的真谛。将他们与其他对象继续捆绑在一起，实现高度同质化管理和统一的法律规制，有无必要和是否可行都应认真应答。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收容教养本身已是一项完美的制度，只是基于本文主旨，这项制度的完善以及节制适用，诸如确定被收容教养的下限年龄、教养移送与执行的权力归属与程序、教养的期限与方式、收容教养与国家义务教育、社会保障机制的衔接等等内容，需另行撰文分析。改写历史的另一手法是：将收容教养、强制医疗、强制戒毒各自归属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禁毒法调整，同时借刑法修正之势，通过有限犯罪化，分流那些处于犯罪边缘的原劳教人员。《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屡教不改的，应予劳教，这应当被理解为：立法者明显排除了对卖淫嫖娼人员予以教养的可能性{11}。尽管在法律的抽象定性上，在押服刑人员是接受刑罚制裁或者说强制性劳动改造，被决定保安处分的人员是接受非刑罚性处分或者说接受的是强制性教育改造，事实上这种区分只存在于学理解释和官方文件之中，不具现实意义。
我国大陆地区刑法一直为行政处罚留足空间，但行为加定量的定罪机制却没有带来预期效果。该制的称谓是强制隔离戒毒。可见，依其轻重各自归属刑法或治安处罚法调整具有可行性。短期隔离式保安处分也未能实现预防再犯的目的。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看，脱离社会生存的个人不能称其为真正的人，这也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强制教养对教养机关的要求过高，教育是一项复杂工程，一个国家执法机关显然难以完成本应由学校、单位、社区以及各政府职能部门共同完成的任务。
这一定位似乎与教化刑传统、与新派教育刑思想同根同源，因而隔离于社会的场所采取带有明显人身强制的手段教育被收容人，一向被这个社会普遍认为没有什么不妥。采取司法程序替代现有特殊行政程序等等，已是耳熟能详。
这类案件既不同于公诉案件也不同于自诉案件，但与普通刑事诉讼相同，被告人可以申请回避，有权获得辩护，可以聘请律师，不服法庭判决还可以提起上诉，上诉期间不得实际执行教养。 五、现有法律框架下之理性选择 逐次评析既有改革方案后，本文观点已非常明确。{12}维系社会稳定的手段理当节制强制力度。被判处6个月以下短期监禁刑的人员出狱后再犯率没有下降，这屡屡被发达国家官方数据所证实，1986年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曾组织过一次全国性的提高改造质量和预防重新犯罪的抽样调查研究活动，调查结果同样表明，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短刑犯的重新犯罪率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服刑人{8}。事实上，奉行国家父权主义，将特殊对象视为智力低下，或者存在人格缺陷的人，致使所谓教养处分经不起两方面的质问：第一，教养场所通过强制手段违背被教养人的意愿实现对其行为矫正，进而通过对行为矫正最终达到思想转变的效果，无疑是教育者的愿望，它甚至可以被诸多个例客观验证，但作为价值追求是危险的，对精神世界侵蚀和对灵魂的俘获，绝非一个人身强制措施之应为，之所为。还需说明的是，批判现制和评估方案相对容易，谁也不宜轻言，经如此这般的改革，就不再会有司法的纷争，也不再会有制度的异化，出现社会动荡时如何保证法律适时反应，还呼唤建立一套能够应对紧急状态的法律机制。
就类型而言，保安处分分为对人的处分和对物的处分，劳教改革只是涉及对人的处分。 二、强制与教养处分之悖论 对所谓大法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倒法院的人员予以教养处分的主张，仍然保留了劳教原意即主要通过强制性劳动教育改变其敌视、蔑视法律的态度，遵守为主流社会所认同的行为规则。
第三，劳教适用不仅关乎公权力的合理运作，还直接涉及个人基本权利的限制，即便目前国家治安机关已经明显收紧劳教的袋口，该制度的局部实效与社会现实需要和基本价值相背仍会动摇其整体存在的正当根基。与此同时，目前将过多精力集聚于与改革相关的立法上，不如直接沉人那些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详定其运行规则。
这个标签将始终伴随着这个人的一生，使其名誉和前途均受到某种负面影响{10}。按通行犯罪学观点，一个人违法犯罪既受个人意志支配，又是遗传与社会因素所致。
但是，立足于规制公权力和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立场，根据变化了的法治状况，重新考量理论方案，提供运用另一种手法改写历史的前景，旧话重提的意义可谓深远。由公安机关聆询程序改为司法控制，确实有可能大幅减少被处分对象的数量，但这却引出了有无改制和立法必要的重大议题。该制的称谓是强制医疗。即使可以冠名于警察教师，在被教育者的眼里他们的身份实质上只是警察。
[2]相关内容详见载于人民网的中国人大新闻之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专题郎胜：违法行为矫治法是否需要制定还需统筹考虑。一个人一旦被法院经过审判程序判定为罪犯或犯罪人，这就意味着社会对这个人的行为甚至这个人本身做出了否定性的法律评价，甚至是最为严厉的伦理谴责和法律非难，即打上犯罪的烙印，贴上罪犯的标签。
换个角度看，近年因审批程序的变化而导致劳教适用率大起大落的现象，提示人们预测相关立法的实效：过去劳教适用率高，与程序简便有直接关系，实现司法控制致使这一条件消失，那些界于犯罪边缘的人员更有可能被送入刑事诉讼程序或予以治安处罚，以致法庭审理决定的拟定强制性羁管的人员数降至极低，假设真是这样，还有没有必要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维系相应的场所，有没有必要立法，都得打个问号。在论者看来，保安处分与劳动教养在价值取向上存有契合点，二者都着力于评判行为人的人格缺陷与人身危险性——即对未然之罪的预防而不是对已然之罪的惩罚，二者都是以此为事实依据对行为人采取必要的强制性羁管措施。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化是人的终身课题，社会化就是指以人为个体学习知识、技能和规范，取得社会生活的资格和技能，发展自己的社会性的过程。教育是培养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活动，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理应形成一种平等的良性互动关系{4}。
第三，尽管刑事诉讼程序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刑事法机制运行的严谨性和系统性，却非行政程序可与之相比。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分流劳教功能，持续推进强制戒毒、收容教养、出狱人安置帮教等预防犯罪措施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在刑法知识层面，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短期自由刑执行效果是最差的，无论是德日国家还是英美国家的刑事政策学者都普遍主张尽可能运用财产刑或社区服刑形式替代6个月以下的短期监禁刑。王娥，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硕士生。
如果我们不能回避以社会生态学和人类行为学来解释个人行为的动因，对单一制度的效率就理当抱以合理的期待，至少要求教养机关像父母对待子女，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帮助教养人员改恶从善，实属苛求。 四、改聆询为司法控制之效果 与劳教如何重新定位的意见分歧现象不同，对于改革审批程序，即由特殊行政审批程序改为司法程序控制，刑事法学界和部分行政法学界大都持肯定态度。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困境、价值危机与改革方向——关于制定《强制性社会预防措施法》的设想[J].法学家，2004，（4）：30;储槐植。切实做到保护人权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切实保障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2009年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认为，德国对于具有危险的倾向犯的保安监管，具有在时间上无限制的隔离特征，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7条第1款所规定的禁止溯及既往的原则。短期隔离处分对象，目的是希望通过在短时间内剥夺或限制处分对象的人身自由，预防其再次违法或者犯罪。